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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美国往事》系列连载之第一部分

已有 72 次阅读2020-3-10 16:09



连载|《美国往事》系列一

 

作者简介: 王勇先生,竞天公诚合伙人,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文学士)和知识产权学院(法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博士(JD),亦曾在纽约大学攻读高等税法研究学位,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和特许另类资产分析师(CAIA)。王勇先生专业从事投资基金及私募股权、创业投资法律业务近20年,曾在三家国际律所(高伟绅、凯易、GT国际律所)的纽约、芝加哥、中国办公室工作9年并担任国际律所纽约总部的权益合伙人。



一、Fair Play

鼠年春节,疫情围城,困坐家中,想起20年前的一件往事。 

1999年,我在高伟绅律所(Clifford Chance / CC)工作,打算申请去美国念法学院,推荐信的事,自然就想到了CC中国的管理合伙人Stephen Harder。纽约的哥大法学院是我申请的重点,Stephen正好毕业于此。当时哥大的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是Prof. Randle Edwards,著名中国法专家,而Edwards教授的儿子Lee Edwards不但也是一位律师,而且正好是CC在中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Shearman Sterling的中国区负责人。

我还清楚地记得Stephen写给教授的推荐信开头的几句话:

Dear Professor Edwards, 

It ha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last spoke, and I hope all is well with you. Things are well here with us in China. It is very hard to compete with Lee, but we are doing our best.

每次想起Stephen信里的那句话,美国文化中的这种公私分明、尊重竞争对手、espirit de fair playsense of decency,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又如沐春风。

TO FAIR PLAY.

 

二、签证路遥

20005月盛夏,我去美国大使馆签证面试完后。刚拿到美国法学院offer时的欣喜,已彻底被是否能赴美成行的焦虑所替代。法学院几乎没有奖学金,因此被拒签的学长的故事听得太多,而我等待签证之路出奇的漫长。从5月末到8月的一百多天,每天都盼星星盼月亮,望眼欲穿。由于大使馆无法电话查询,记得几乎每天都会发一个传真去询问,时间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8月学校即将开学了,签证还是杳无音讯--希望一点点地变小,我感觉到自己也将成为众多手持录取信而终无法成行的先烈中的一员。

8月中旬,我的签证居然终于下来了!而如此漫长的等待,原因居然是我的名字重名太多,导致美国大使馆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作name check!好几百万的王勇,确实,辛苦大使馆的同志们了。

我匆匆地订好机票,飞赴美国。到达法学院时,学校对新生的orientation已结束。

 

三、1L Summer

2001年初的冬天,我弹尽粮绝,陷入绝境。

三年的美国法学院刚到第2个学期,我从国内带来的各路亲友众筹的资金已迅速告罄。下一学年在即,数万美元的学费,纽约高昂的生活费,全无着落。可想之法全都想尽:外国人没有申请贷款的资格,申请了十多张信用卡(刚到美国信用不高,每张卡额度仅几百到一两千,拆东补西,年息甚至超过了20%);申请了学校的一个学费按月分期付款的计划;向所有可能的同学朋友都借了钱,这个五百,那儿一千。但都杯水车薪。如果不想打道回府,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在一年级末的暑假(1L summer)找到一个高薪的实习。

这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熟悉美国法学院的朋友都知道,IL summer,常青藤法学院的美国本地学生也几乎没人能找到律所的实习机会,因为律所都是通过二年级末(2L)暑假的实习来考察学生,暑假结束后给offer,三年级毕业后直接来上班。几乎没有律所会招1L作实习生。所以几乎所有ILs都是去做pro bono义工或者法院做clerk,虽然也是颇好的经历,但我没有这个luxury 

怀着背水一战的悲壮心情,我奔到了法学院的Career Service Office。接待我的管理员是一位五六十岁、慈眉善目的美国老先生,听完我的需求后,给我捧出了厚厚的三大本全美Law Firm Directory,每本足有10几公分厚,供我在现场查阅。由于不允许出借,接下来的三天时间,我几乎住在了Career Service Office。我把全美几十个城市所有可能相关的非诉律所800多家信息全部整理出来,写好实习求职信,一个一个地修改律所台头、double check、打印出800多封求职信和800多个不同的信封地址、triple check(期间打印机无数次地卡纸),贴完800多张邮票,发出(虽然当时互联网出现已经有几年了,但律所的求职信传统还是要求纸质邮寄)。

那天学校附近的邮箱很满,塞不进,跑了三个邮箱才发完。当听到最后一封信落入邮箱的声音时,我对自己说,我尽力了。

接着,是漫长的等待。一周。两周。音信杳无。

再接着,开始大批地接收回信,每天十几二十封地收。

一开始拆信,会用学校里活动上领的小巧的letter opener,小心翼翼地切开信口,把里面的信完美地展开阅读;然后变成了用抄过一把剪刀一刀剪下,有时候会剪到里边的信的边缘;到后来剪刀也懒得用了,随手一撕,往往连里面的信也被撕下一大块。因为所有的信里,都有一个共同的词,sorry。两三周后,扔在桌脚的拆过的信便堆积如山。这样收了两三周后,拒信也逐渐开始消停了,有时一天还有一两封,有的没有。暑假已经越来越接近了。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4月中旬的一天午后,又有一封信到了。我照例随手一撕,打开折成三折的信,打算扫一眼关键词,就扔进桌边的垃圾信堆里。咦,奇怪,这次我一眼扫去,并没有看到那个无所不在的词,看到的是另一个词熟悉的词,German。再仔细一看,这家位于亚特兰大的律所居然有一个German desk(为在美国做生意的德国公司服务),我的德语本科和之前在德国所工作的背景正巧吸引了他们。信里问我是否愿意下周飞到亚特兰大参加实习面试 ─ Of course, I do!!!

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19年前四月的那个午后,春光温煦,柳暗花明。

PS: 这家律所叫Smith Gambrell & Russell,亚特兰大最大的五家律所之一。



四、Leap of Faith

在美国学习工作近十年,学到了几个最终生受用的英文词,在国内绝无可能学到,不单是因为没有学这个词的语境机会,更因为它在本国的文化中并无根基。 

今天先说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 Leap of Faith 

十多年前,认识一位朋友,聪慧过人、谨慎细致的年轻人,那年,他面临一个关键的事业转折点。作为准处女座,他自然作了全方位的缜密思考和详尽尽调。几轮沟通,总还是觉得缺了点什么。他说当时对方最后对他说了一句话:“xxx, you will never ever have one hundred percent complete information. At this point, what you need, is a leap of faith. Either you have it, or you don’t.” Leap of faith, 信任的跳跃,他说他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觉得很新鲜,记下了,但踌躇良久,终未能take the leap。后来他告诉我,若干年之后他才知道当年错过了什么。 

几年后,他再次面临抉择,那时他已经幸运地心中有了faith to take the leapThe rest is history。海阔天空。 

TO LEAP OF FAITH.



五、2L Summer

20018月中旬,亚特兰大的暑期实习刚刚结束,三个月前绝处逢生的兴奋还未退尽,一周前轻松愉快的田纳西漂流、高空跳伞还在脑海萦绕不去,紧张的纽约2L summer实习面试又拉开了帷幕。 

对于JD学生而言,2L summer是决定职业命运的关键。 

哥大2L summer OCIon-campus interview),传统上都在纽约莱克星顿大道的DoubleTree Hotel举行。来自全球的几百家律所,每年这个时候云集于此,哥大法学院包下了酒店的全部房间,每家律所一个房间,房间门口都摆有一张为下位候选人准备的椅子。每层的楼道和房间里鱼贯出入的,电梯里上上下下的,都是西装革履、满怀希望的年轻学子,整个酒店紧张而有序地运作。 

On-campus interview,又叫screening interview,时间为5-10分钟,获选的候选人会被召回律所总部进行真正的下一轮面试,如果是外地的律所,则律所会承担差旅费,称为call-back interview。对于常青藤学校,只要GPA中上,通常所有律所都会给这个面子screen一下,唯一除了一家律所 ─ W。当时我bidW律所,却没有收到面试的机会,于是趁着间歇的功夫,我进到他们的接待室跟HR问询,HR说:我们原则上必须是top 5 law school + GPA top 5%的候选人才有可能让参加screening interviewtop 6%我们是不看的。” 好吧 

紧张的三天OCI结束了,在接下来的两三周内,同学们都在各自收到call-back interview邀请的欣喜、失望和期待中,相互打听、比较,有美国同学收到十几二十个call-back的,自然睥睨同侪,遭人艳羡。也有的只收到一两个甚至完全没有的。我算中等吧,五个call-back,但最心仪的PE firm – Simpson, Debevoise, Kirkland & Ellis,都不在其中。 

然后便是等待call-back面试日的到来。 

第一个确定面试的,是Sidley Austin(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律所),办公室位于downtown一座高楼的60多层,时间定在910日的上午10点。Call-back,从早上10点到傍晚6点,要见五六位不同的合伙人,中午还有两三位律师陪着一起吃饭(说是吃饭,实际每时每刻都必须在思考和应对各种问题,接受360度无死角的审查),是真正考验体力的魔鬼体验。我前一天的准备做得还算充分,从早到晚8个小时下来,感觉应对得还不错,从主面试官的表情和语气来看,应该offer有望。傍晚6点多结束面试,趁着心情颇快、精力尚存,我在大厦里吃了晚饭,在顶层观景台和地下商场逛了几个小时,将近午夜12点,兴尽离开。 

第二天早晨10点的课,快到上课点的时候我跨入法学院的大门,公共区域一堆人前后围了几层都在看电视,挤进去一看,是看新闻 ── 110层的摩天大厦被一架飞机撞出了一个大窟窿,熊熊的大火正在吞噬整个大楼。那不就是我几个小时前刚离开的那幢大厦吗?

9/11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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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经作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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